1891年10月，北洋舰队旗舰“定远”驶入日本横滨港，全舰官兵肃立甲板，穿着崭新的制服，背后是锃亮的大口径克虏伯主炮。码头上围观的日本民众议论纷纷，“这位提督竟是当年太平军里的人？”几句窃窃私语，让人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那场风云变幻。
1854年，庐江城破，十六岁的丁氏少年被太平军抓了壮丁。对于乡间子弟而言，去干活还是扛枪差别并不大，能混一口饭才是要紧。那一年的太平军攻城之后惯例掳丁收粮，数以千计的青壮被迫随军南下，只是其中极不起眼的一名步卒。谈不上革命理想，也谈不上反清大志，他不过随波逐流。
七年后局势突变。同在庐江成团的那支部队，因为损耗惨重、补给无望，统领乾脆举旗投湘军。1861年秋，曾国荃让这支新降部在前阵厮杀，“如若后退，格杀勿论。”据说丁汝昌当时朝同伴低声道：“拼吧，留命也得凭本事。”结果几次厮杀，他反倒因敢打硬仗被提为哨长。此间，湘军对降卒仍旧防范，但丁汝昌仗着胆大心细，渐渐脱颖而出。
战乱蔓延，捻军又起。组建淮军，急需安徽子弟。丁汝昌所在部，被成建制划归。江淮同乡的便利，加上屡立小功，让李鸿章对这个年轻军官印象深刻。一次扫荡捻军的战斗结束后，李鸿章在军帐里对旁人说：“此人可用，好生栽培。”自此，丁汝昌在淮军内部职位扶摇直上，由副将升至提督，三十出头已成杂牌军中的“台柱子”。
内乱平息，朝廷下旨裁省绿营、湘淮旧部，各路将弁惴惴不安。丁汝昌也被勒令“回籍候差”，前脚还乡，后脚就接到李鸿章的急信。那年是1875年，清廷决定仿效西方筹建近代海军，北洋海防需重整旗鼓。李氏一时无人可用，想着麾下这位屡破洋枪洋炮、又熟识西式操练的悍将，遂电召入京。丁汝昌从陆地跃入海疆，开始与铁甲舰同命运。
初上甲板，他晕船得厉害，桅杆上风一吹便眩晕。可仅数月后，便能在甲板上指点江山。为熟悉蒸汽机，他冒着酷热钻至锅炉舱；为摸清火炮性能，他随英国教官反复试射到双耳轰鸣。一名下级军官偷偷嘀咕：“提督这样拼，咱们哪敢偷懒。”北洋水师不乏留洋学生，却缺一个能把西法与旧军纪揉合的统帅，丁汝昌恰好补上了空白。
清廷为何愿意让一位前太平军小卒主管最现代化的舰队？三点因素无法忽视。其一，丁汝昌在太平军时仅是兵丁，不牵涉政治核心，与东王、西王毫无瓜葛，罪名轻。他投湘军并非朝廷特赦，而是随营集体归降，有客观缘由可资辩解。其二，能力过硬。自陆战到水战，丁汝昌在数次战役中表现出决断、胆魄与学习力，尤其擅长调教杂色兵，使之成军，这是晚清军改最稀缺的本事。其三，人脉与时势。李鸿章掌北洋，重用老乡；光绪初年，洋务派正需表现，破格启用旧部可保己方势力。整合来看，人合天时。
外人或许认为清廷对前 rebels 必棄若敝履，然而自曾国藩起，湘军就屡屡吸纳降卒。原则很简单：忠诚可考验，才能难复制。朝廷当然提防，但更畏惧无兵可用。对丁汝昌而言，持续的战功与谦恭的姿态是最好的护身符。入京述职，他照例躬身行跪拜礼，甚至改口自称“臣下愚鲁”，立意切割旧日经历。档案里能看到这样的批语：“曩昔从贼，今能改过效命，可堪嘉许。”态度一旦确定，下行文流转各衙门，阻力便小了。
1888年，北洋舰队成军，装备“定远”“镇远”等铁甲舰，号称“亚洲第一”。丁汝昌身披蓝呢洋服，胸挂花翎腰挎佩剑，出巡南北，威风得很。只是军费趋紧、后勤短绌已露端倪。1894年甲午秋风起，舰队海试炮弹没补齐，士兵饷银也拖欠。威海卫一役，内外交困。传说决战前夜，副将刘步蟾劝他突围，他摇头轻叹：“舰若在，人在；舰若沈，埋我亦可。”一句话定下凄凉结局。
1895年2月12日，弹药告罄，援军不至，丁汝昌以一杯鸩酒了断。折桂时声名赫赫，败亡时满纸罪状。光绪帝震怒，为北洋溃败寻找替罪羊，下旨削职，连灵柩也不准入京。直到1909年，御史多人联名上疏，宣统帝始将其官阶与封典予以恢复，认定“死事得其大节”。
回过头来看，丁汝昌的际遇折射了晚清的矛盾：既要维护正统，又求真本事；既疑心叛将，又离不开他们冲锋陷阵。才干、时机、关系，三者稍有短缺，结局也许迥然不同。丁汝昌在夹缝中升腾，又在风雨里覆灭，个人悲喜与王朝沉浮交织，终成一页难以回避的史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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